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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文联秘书长宜昌市作协副主席—杜鸿

[日期:2015-01-28] 来源:  作者: [字体: ]
杜鸿,笔名眼镜蛇,1966年12月生于湖北宜昌。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文学艺术院优秀人才库入选者,武汉作协签约作家。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初二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任语文老师,教委干部,政府干部,现任宜昌市文联秘书长,宜昌市作协副主席,杜鸿影视工作室总编剧、艺术总监。著有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石牌保卫战》、《黛瓦园》、《琵琶弦上说》和散文集《书房听雨》、《怀想三峡》、《永远的三峡》及长篇散文《峡江号子》等13部。有中篇小说《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获2002年度芳草文学奖短篇《我爱蝶狼》获2005年全国首届青春文学大奖,《困兽》入选《王小波门下走狗第三波》,《马小树的爱情》入选漓江版《2005年度网络文学选》;中篇《怀孕的男人》入选《王小波门下走狗第四波》等。有20集剧本《石牌保卫战》与香港大鹏影视签约,30集剧本《琵琶弦上说》与深圳电影厂签约。出版发表小说、散文二百多万字。
 

 

 

 

                  

      早在14年前,我曾策划拍摄过一部反映夷陵革命历史的10集纪录片——《夷陵红日》,手头上还有一些记录和反映夷陵先辈们在大革命时代和土地革命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历史资料。夷陵的历史烟云如弥漫在峡江高空的雾障,永远留在我的联想和记忆里。杜鸿的这部长篇小说以文学的方式,诠释了这片革命土地的精神追问。

     一、小说的历史背景

     土地革命时期,乐天溪、太平溪、邓村、下堡坪一带称为北乡,原宜昌县管辖的长江以南地区称为西乡。我手头有一本1988年的宜昌县委党史办编写的《夷陵风云》,较详实地介绍了北乡和西乡的土地革命斗争。

19295月,北乡人民在中共莲沱区委的领导下,开始酝酿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一帮子接受早期革命思想熏陶的仁人志士汇集到一起,开始酝酿土地革命。当时的中共区委书记杨继平根据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和县委指示精神,分析革命形势,讨论认为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暴动。由于叛徒的出卖和革命的气氛还没有真正形成,群众基础薄弱,暴动最终失败了”。【】但暴动一度动摇了当时的地主武装和地方权力机关,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以杨继平、杨定友、杨万朋、胡安全、胡安熙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后人,今天正值清明节,再次浏览作家杜鸿的长篇小说《琵琶弦上说》,对先辈们凭吊的情结更浓,对小说的诠释性阅读的欲望更强。小说以大革命时期为历史背景,通过虚拟化的人物描写,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带有历史时代风尘的人物形象,在历史的血与火中,闪现出温暖的人性光芒。

二、小说的故事情节梳理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鸡山县,四川军阀杨森的川军出川抗日,被日军击溃,数千人流落到鸡山白银山一带为匪,百姓称为棒匪。共产党人杨端正带领由当地百姓组成的百余名神兵队打败了棒匪,立即遭到鸡山县警察局雷传志和保卫团团长朱大麻子纠集的地方武装的攻击,神兵队因叛徒钱牌九的出卖而惨遭失败。不久,钱牌九嫖娼时意外被杀,妓女粉落成了嫌疑。粉落被投入大牢而又被神秘人物从大牢里救出,之后从良成为琵琶镇紫草坪大地主周大山的六姨太。

杨端正的儿子杨乾坤(又名杨老四)成了孤儿之后,靠吃百家饭长大,并多次得到地主鲁少达的搭救。他长大成人后,在半仙周复兴的指点下收留讨饭老人为父母,悄然走上革命道路。时遇大旱灾,杨老四在周复兴的神性帮助下,进行紫草坪土地革命,团结周大山,除掉了大户鲁少达,结果,因革命少年马小树爱上了鲁少达的第六个老婆醒豆儿,可是赤卫队决定革命胜利之后,将醒豆儿嫁给铜匠英铎。鲁少达和家丁三脚猫趁马小树与醒豆儿在马棚里偷情时逃掉了。马小树被赤卫队收监,并让他与醒豆儿继续约会,作为诱捕鲁少达的诱饵。就在琵琶镇党委决定即将处死马小树的前夜,鲁少达偷越鲁家大院,被关在醒豆儿厢房的马小树死死抱住。第二天,赤卫队破门而入,发现马小树死抱着鲁少达,被打死在鲁少达怀里。人们用锯子锯断了马小树的手臂,才将鲁少达活捉。一直不忍心杀鲁少达的杨老四,因马小树一案被激发了革命激情,才狠下决心,让醒豆儿陪斩,将鲁少达在马橡神树下处斩了。

杨老四将紫草坪的革命开展得红红火火。老百姓分田分粮。英铎娶醒豆儿为妻,和周复兴一道先后搬到琵琶镇。杨老四在周复兴和英铎、醒豆儿的帮助下,自动让琵琶镇的财主将钱财运到乡下躲藏,实则自动交到了赤卫队手里,然后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将镇上的大户全部拿下,从而占领了琵琶镇,革命同样取得了空前成功。在庆功宴上,杨老四将周大山的侍女如茗当成了他暗恋多年的鸡山地下党县委书记梨花,于是双双醉酒在床。是夜,外逃的鲁少达家丁三脚猫带领五千人马,包围了琵琶镇,将二百名赤卫队的杨老四革命队伍围了个水泄不通。赤卫队在周复兴的带领下,通过秘密通道抵达白银山白云观,借天险防守三脚猫及雷传志、朱大麻子的围剿队伍。

因占据天险和充足的兵需,围剿部队拿杨老四赤卫队一点办法也没有。梨花为了增援杨老四,在鸡山成立了猫子会,在鸡山大闹革命。相持数日,追军人困马乏,正准备离去,雷传志和梨花来到了前沿阵地。雷传志展开一面绣着桃花的彩旗,挂在了阵地上面。粉落见了桃花旗,开始闹肚子,一再要求回琵琶镇。杨老四同意了粉落的请求。当粉落一脚就要踏出白银山时,周复兴挡住了她的去路。周复兴问到她腰上桃花的事情,粉落大惊失色。周复兴认出了粉落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就在这时,雷传志出现在他们后面,把枪口对准了周复兴。原来,周复兴就是杨老四的父亲杨端正,粉落就是杨老四的亲妹妹杨草。雷传志逼粉落交出上山的秘密路线图。粉落为了救父亲,交出了藏在隐秘处的路线图。

杨老四在梦中被雷传志围了个正着。他与赤卫队拼死战斗,最后只剩下杨老四、周大山、孙稳当和杨柳柳。此时,他才知道,周大山和粉落是雷传志暗插在革命队伍的暗线。杨老四等人全部被捕,被带回鸡山,遭受了严酷刑罚,可是他们宁死不屈,最后被残酷杀害。【】革命队伍遭到了大清洗,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解放后,鸡山县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竟然是在杨老四被害时逃走的梨花。

三、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人性至善至美

作家以这段早期的革命历史作为小说的素材,但小说无意直陈历史,也无意用历史事件串联起重要人物的生命荣枯。而是完全用虚拟的人物、虚拟的故事、虚拟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作者想要达到的艺术效果。作家的视点从粉落接待第50个嫖客开始,到粉落的人生的完美谢幕,一个身上花香四溢的风尘女子究竟与革命有什么关系,想必是风尘路上的传奇故事,制造了一个悬念式的杀人场面。这个场面在封存的历史中找不到印记,虚拟的开头想要展示的并非是恐怖,而是作家想要制造的气氛,这是一个关乎作家自我生命体验又连通古今、凝望历史的窗口,它决定了从历史到小说的书写路向和想象边界。书写路向决定虚拟的空间,如果强调虚拟人物的原创,那么,相对于人物形象在文学书写领域的首次塑造是否该与历史契合,是丢掉历史的束缚还是注重人物的饱满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手法是可以创新的,如果考虑文学人物可能与历史原型相衬时,用虚构的形式避免对号入座。无疑既是文学性的建构需要又是避免麻烦的最好选择,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因为历史就是过去,是故纸堆中的故事。故纸堆中的故事用文学来表达就不必追究是否真实、是否写某某人,“想象的边界就是作家思维建构的自由之门,可读性不拘泥于史实的创新”,【】人性的至善至美在峡江民风的田野里、饭局或茶桌上、歌谣和民谚中、被褥和交媾的生活机理里、火塘夜话等深邃的地域文化内展现出来,不拘于形式和事件的统一,也不拘于历史原型与艺术人物的统一。

小说中的女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杨端正的老婆朱凤凰。在夫妻俩决定去投神兵队的时候,把儿子揽在怀中所唱的儿歌,是那个时代不朽的母性恋歌,母子间的诀别就与这种简单的方式开始,注定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信仰,其代价就是母子骨肉分离、亲情割裂的悲剧。牺牲的代价是大了一些,但哪一个革命者不是抛家舍业、前赴后继的呢!这时候的母亲把信仰追求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一个革命人的形象更加高大、可敬。

小说中最主要的女人就是粉落。她是杨端正和朱凤凰的女儿,也是杨老四的妹妹。杨端正夫妇为了革命将粉落交给一个老妓女粉壁,后来粉落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不得不投靠警察局长雷传志,充当了雷传志的暗探。这个风尘女子的悲剧不是性格的悲剧,而是时代捉弄人、时代造就人的悲剧,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制造的悲剧性人生。

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女人就是梨花。为了潜伏,她以警察局长同学加表妹的身份(实则情人)作掩护,她明是阔太太,暗是中共鸡山县委书记。在许多险象环生的场面中,她运筹帷幄,与雷传志斗智斗勇,表面上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暗地里就是这个柔弱女子与杨端正、杨老四联手把个鸡山县搞得天翻地覆,令恶霸地主叫苦不迭。她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双面人物的角色中同样表现出女人的智慧、女人的阴柔。

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具有典型性,却没有将人物脸谱化,把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得也很真实。比如,粉落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杨端正之后,瞬间作出的抉择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之美,亲情战胜了邪恶,向善的人性之美用生命诠释过去的沉沦,在她骨子里已经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一切。杨端正的儿子杨老四与地主鲁少达的关系,也刻画得惟妙惟肖,在人性中得到比较真实的现实表现。鲁少达对杨老四有搭救之恩,在处置鲁少达的时候,他始终下不了手。如果不是马小树用死来捍卫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二,以此来激发杨老四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觉悟,杨老四还会徘徊犹豫的,人性的真实将情节铺展开来,感觉其不有悖于人性的合理性更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了。

四、多视角的现场描写与悬念的设置

“文学作品中,人物在一定时间、一定场合下发生关系的生活情景,就是场面描写(也叫人物现场描写)”。【】场面是由特定的环境、人物、情节组成的独立的艺术片断。场面描写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琵琶弦上说》可以说是场面转换频率较高的范例。以前10章为例,第一章从妓女粉落杀掉叛徒钱牌九开始,开始设置悬念。第二章并不急于解开悬念,写神兵队的全军覆灭。第三章写粉落因杀人之嫌被关进大牢,第四章写审讯粉落,第五章写警察局长的“表妹”梨花意外失踪。第六章写杨老四见到其父杨端正留给他的遗书。第七章写粉落从牢中轻易逃脱。第八章写梨花“获救”,雷传志摆宴压惊。第九章暗写粉落与雷传志接头。第十章由杨端正给儿子的遗书内容,转场到杨端正与朱凤凰结婚生子,一家子其乐融融,再碰上棒匪掳走双亲,杨端正到县衙和保安团求助被拒,遇见乞丐打扮的朱梦周把他们夫妻二人领进了神灯会的大门。先说说这10章的现场描写。第一章本是和第四章相照应的,一般常人的思维是,杀人就要坐牢,然后接受审讯,最后宣判审讯结果,这情节的起承转合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如果真是这样写来,悬念就不叫悬念了,吊不起读者的胃口。悬念是通过对情节做悬而未决和结局难料的安排,以引起观众急欲知其结果的迫切期待心里的一种艺术技巧。在西方编剧理论中,最早设计悬念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中国戏曲理论著作中,虽无悬念一词,单所谓的“结扣子”、“卖关子”,以及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一章中提出的有关“收煞”的要求:“暂摄情形,略收锣鼓......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其内涵就是与悬念基本相似的。这十章中有十几个场面,每章中又有场面的视角转换。粉落杀死嫖客钱牌九是第一个悬念,粉落打入大牢后被格外关照是第二个悬念,粉落与雷传志接头只有外场描写,没有内场私话描写,又安排了第三个悬念。梨花莫名其妙的失踪又安然无恙的回来是第四个悬念,这些悬念构成了戏中戏、案中案的离奇建构,促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读来扣人心弦,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阅读视觉感。当然,悬念,不仅用在前十章,后面也有很多悬念,比如,一直支持杨老四从事农民武装暴动的周复兴直到最后才知道粉落就是自己的女儿杨草,杨老四也才知道周复兴就是他的亲爹。其实,在前面好几处已经埋有伏笔了,在第十二章中,朱梦周“把一枚桃花塞到杨端正手里,就匆匆走掉了”是一处伏笔,在围剿杨老四的前沿阵地上,“雷传志展开一面绣着桃花的彩旗,挂在了阵地上面。粉落见了桃花旗,开始闹肚子,一再要求回琵琶镇”,又是一处伏笔,为揭开粉落的身世和身份早已安了“楔子”,只是一层窗户纸就待捅破而已。

五、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历史的踏浪者

丰满的人物形象始终活在时代的民风里。民国时代的夷陵沿江两岸的民风民俗主要是峡江民歌和“巫术”为内容的各种祭祀活动。视听音乐有打击乐器和丝竹之乐,作者的长篇小说《琵琶弦上说》所说的琵琶并非四根弦或五根弦的丝弦乐器,而是至今仍然流行在民间的三弦,琵琶镇上的民风民俗汇集了以巴蜀为主体的民间文化。朱凤凰在投奔神灯大道会之前,把儿子搂在怀里所唱的儿歌,是峡江民谣的版本,至今仍然被老百姓所吟诵。朱凤凰含着眼泪吟唱儿歌,一个普通人家的母亲形象被艺术化了,艺术化的表演不是人物的演技在感染读者,而是一个普通人的复杂内心通过歌谣传达人物的内心情感,人物形象的饱满度在于人性的展示。杨端正加入神灯大道会的会祭仪式,是巫文化酣畅淋漓的表达,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祈求天神佑民、惩恶扬善的内心追求。抓住神情细节,凸显人物性格,作者巧设情境,在平凡而动人的细节描写中刻画人物形象,以杨端正、朱凤凰、朱化之、万连直、张天化为代表的神灯大道会骨干力量的群体形象也就比较丰满了。以杨老四、孙稳当为代表的另一支革命力量的群体形象在战争场面中逐渐显示出成熟和稳健,通过诸多场面的公开斗争展示了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

其次,丰满的人物形象始终存在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斗争中。作者始终坚持以矛盾冲突发展的层次为依据,把各种冲突转化为可见的视觉形象,创造性地用来渲染冲突,加强悬念,使之直接为推进情节发展,为刻画人物服务。杨端正的坚定和睿智凸显了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即使杨端正为了需要隐姓改名为周复兴后,除开染上了神灯大道会的神性色彩之外,仍然能看出来他就是当年那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智慧超人的杨端正。儿子杨老四与父亲的形象及其相似,只是经历不同,脾气和秉性要柔和一些,其实骨子里的反抗精神一点都不必父亲逊色。梨花性格的多面性,看似像侠女似的表演,实则是角场转换的视角感受。这样一个两面人,在革命阵营里,她是首领和主心骨。转换到以雷传志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阵营里,她巧妙地用阴柔和美艳将自己伪装起来。一个成熟的革命女性在公开的环境中是那样的果敢干练,在隐秘战线又是那样任性和矜持,一正一反的角场转换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雷传志阴险狠毒,将粉落和周大山安插作内线,最后,将神灯会一网打尽,也充分展现了他的老谋深算。

为爱情而背叛革命,最后抓住鲁少达的马小树的形象也非常鲜明。他最后一搏,宣告了他的精神仍然是革命阵营里革命最彻底、最坚定的一员斗士。

以雷传志、朱大麻子、三脚猫为首的反动势力,他们的脸谱并不像周扒皮、胡汉三那样可恨。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代表,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势力恨之入骨、又怕得要命。于是绞尽脑汁也在明暗两条线上与神灯会进行殊死的斗争。鲁少达、周大山等地主老财明争暗斗,暴露了大革命时代所有财富被少数人搜刮,注定了革命的风暴即使被平息了,还会卷土重来。

丰满的人物形象始终贯串于平时的普通生活中。亲情、爱情、同志情、战友情贯串于平时的点滴细微生活中。杨端正急于救出双亲的行为描写、朱凤凰与儿子告别的细节描写、马小树与醒豆儿的爱情场面描写、杨老四暗恋梨花的诸多细节性描写、粉落最后的抉择选择亲情的动作描写……一颦一笑总关情,在各种情场中展现普通的人物形象,使人物变得更加鲜活和丰满。

六、唯美的后现代主义技法的运用

后现代主义文化对社会现实采取承认和接受的态度,即现代主义是文化与社会相对抗的产物,而后现代主义是文化向社会妥协的产物。“后现代文化是包容的多元文化,其他文化为其提供了解构的素材,没有现代就没有后现代,没有结构就没有解构,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产生新的现实意义”。【】谁拥有了后现代的视野,谁就会比别人或比从前的自己采取一种本质上更加开放的态度,感觉的范围将变得更加宽阔,具有更远的目测力。

作品大胆地运用后现代小说不确定性的技法,以戏仿、碎片、拼贴为手段的转场方式,将一个又一个细节连接起来。

先说本部小说的戏仿特点。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种类混杂”的写作特征。作家一方面尊重历史的大背景,但基本摆脱了史料的束缚,打开想象的翅膀,驰骋在纯人性纯环境的描写语境里,重视人性的披露,这种极具戏剧特色的描写手段既是分离历史与文学的杠杆,又是体现历史被文学化后的重要标识。

关于碎片,是作家着力想展示的一种语言形式。杜鸿擅于依据人物的角色和场景来安排人物的语言和策划叙述语言。杨端正和周复兴虽是同一个人,但前后人物语言有明显的区别。杨端正是一个纯朴的庄稼汉子,语言质朴、简单。周复兴是一个在神灯会这个大染缸里沐浴过的革命者形象,语言带有神性、鼓动性和坚定性。语言区别最大的是梨花,她在革命阵营里,其语言特点具有号召性、预见性和领导性,语言符合一个典型的革命党领头人的形象。转场到反革命阵营里,她是小姐,是阔太太,又是堂堂警察局长的情人,对下人语言就刁蛮,对雷传志就显出矫情和任性,要不,像狐狸一样狡猾的雷传志会百依百顺吗?

至于拼贴,指的是将峡江两岸的文化碎片拼贴进来,营造和渲染出环境需要的历史氛围和带有时代烙印的特点。作者把民谣、儿歌拼贴到语境需要的场景中,构成了一幅幅民国时代的现场图景。这些技法的成功运用,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法,虽谈不上创新,但也是探索性发展的作品代表。

     七、一部书和一个人的影响

     一部书,可以教育和影响好几代人,比如《资本论》,是共产党探索性思想革命的启蒙读物。影响了全世界好几代人,至今仍然有影响。再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精典,影响国人几千年,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曾经有人想打倒这些精典,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不得不承认,这些精典丢不得。杜鸿的小说《琵琶弦上说》在夷陵不可能影响几千年,并不是够不上精典,主要是历史的机缘没有那么深厚,历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一部小说而流芳百世的可能,但作品的影响至少在10年内还没有人感知挖掘原生态的历史作为创作素材的必要性。杜鸿是一位热情关注夷陵历史、一直坚持在自己脚底下找素材的作家,他对夷陵的自然十分热爱,写过长篇文化散文《怀想三峡》,他对夷陵的历史十分虔诚地尊重,用缅怀和感恩的心写下了本部长篇巨著《琵琶弦上说》,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的洞察力,表露了他还有火热的激情,创作的高峰期还没有结束。他不仅通过丰满、鲜活的情感形象来发掘了各个历史时期深藏地底的一块块瑰丽夺目的精神珍宝,而且还从历史的车轮下主动去找寻曾经失落的民族魂灵,让读者重新经受90多年前的血与火的洗礼。历史与现实、理想与追忆交织在一起,重新组合、链接了90多年前的这个奇特而曲折动人的革命故事和人性纯朴的爱情故事,他写出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阶级恨、战友情和生死相依的浓厚恋情。小说还再现了一个个淳朴、善良、性格倔强的革命者忠诚于党、忠诚革命的高贵品质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身上流淌着最鲜活的革命血液,体现了“站着是柱子,躺着是脊梁”的民族之魂。

纵观杜鸿的小说创作,能够在典型的环境中再现人物典型的精神情状与情感世界,他把对历史的认知、憧憬和睿智的思考熔铸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里,从而通过精湛的艺术技巧,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来建构形神兼备、思想深邃的艺术精品,为教育和启迪读者而产生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杜鸿在文学领域的所有建树,用一句话来概括,作家的探索精神是三峡作家群发展的标杆,要向他学习,永不止步,三峡文学的未来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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